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曾为改革开放做出突出贡献的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名誉副主席，原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原民建武汉市委主委、名誉主委，原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崇淮教授离开我们也已整整十年。特写此文，以兹纪念！
李崇淮先生（1916—2008年），江苏淮阴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教授。早年在清华大学、华西大学经济系学习。1941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4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解放前曾任交通银行汉口分行襄理。
建国初期，李崇淮先生曾为经济建设竭诚建言献策。然而1957年反右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李崇淮先生整整沉默了20年。20年中，他没有提出任何学术观点，而把全部精力放在教学和翻译上，出版了《世界史编年手册》等四部译著。
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融化了李崇淮先生心中的坚冰，这位62岁的老人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26岁。他又出任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随后又协助创办了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出任教授兼副院长；后来从副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和民建武汉市委会主委、武汉市政协副主席等社会职务。他冲破樊篱，文思如涌。
1983年5月，李崇淮先生率先提出了以交通和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简称“两通”起飞）。他认为“两通”之于国民经济就像人体的血脉，只有血脉活络兴旺，人体才会强健。这一理论激活了武汉的改革开放局面，受到国务院和武汉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李崇淮先生因此荣获武汉市政府1985年1月25日颁发的“一号嘉奖令”，并被《武汉改革志》列为第一号“改革人物”。如今，中国经济“两通”起飞的经验，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已被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所认同。
1984年7月，李崇淮先生主编的“建国以来我国关于招股集资方面的第一本专著”——《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在全国率先出版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股份制，提出“应组织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如今，各种社会主义股份制企业已遍布神州。
1984年11月，李崇淮先生又提出了《加快金融改革步伐的十点设想》，其中第一条就是“在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内建立起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多层次的横向金融网络，适当减少金融体系的纵向行政干预，加强金融网络的横向经济联系。”1998年11月，这一设想已在朱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付诸实施了，而其它九条设想，更是早已得到实践。
1984年12月，李崇淮先生又在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地发表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势在必行》的理论文章。如今，国内经济总量一半以上已来自第三产业。
从1983年到1997年，李崇淮先生连续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他每年领衔和会签的议案都在10件以上，被誉为“议案专家”。1997年全国“两会”期间，《光明日报》登出了《八十一岁高龄的“议案专家”》一文；当日晚，中央电视台在“中国新闻”栏目中也向全世界播映了专题新闻片《81岁的议案专家——李崇淮》，在国内外激起很大反响。
在1988年到1992年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5年里，李崇淮先生先后作了15次大会发言，内容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教等诸多方面。譬如“招标投标问题及立法的建议”、“加强机电设备进口宏观调控的意见”、“市场疲软及其对策”、“大力提高经济效益是当务之急”、“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的建议”、“武汉港对外籍船舶开放的建议”、“改善高校办学条件”、“加快立法特别是经济立法的步伐”、“保护正当竞争”等。这些凝聚着李崇淮教授辛勤汗水和心血的建设性意见，大多已被采纳实施。
世纪之交，千年之交，无线电波在太空激荡，将中国14家主要新闻单位评出的“1999年中国十大新闻”传向全世界，其中第二大新闻是,“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这条新闻的产生，与湖北武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密切相关。这位老人就是李崇淮先生。
李崇淮先生最早提出这三条建议，是在1997年10月16日召开的武汉市政协八届二十五次常委会上。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学习贯彻中共十五大精神。李老在发言中建议：一、把邓小平理
论作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写进宪法；二、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宪法中肯定下来；三、宪法应写入“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他还提议在次年召开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时就进行修宪。会后，他又约请两位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教授和民建中央委员、武汉大学法学院王曦教授，共同研讨并进一步完善了修宪的想法；最后三人议定，由王曦起草建议书，三人共同署名呈报民建中央，并建议民建中央转呈中共中央。民建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形成了《关于依据中共十五大精神修改宪法的几点建议》，经中央统战部转呈中共中央。很快，中共中央办公厅回函称此《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已将《建议》转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请他们在修改《宪法》时参考采择”。
1998年初，李崇淮先生又请王曦和辜胜阻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再提修宪建议。会议期间，王、辜共联合了五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送交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的提案。同年8月，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正式回函答复：“将予以认真研究。”尔后，这三条建议被吸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中，提交给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终于，李崇淮先生迎来了如前所述的激动时刻，同时，他也再度成为全国传媒关注的新闻人物。
其实，李崇淮先生对修宪做出贡献，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1993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郑重提出了《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建议案》。在讨论这个建议案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崇淮，找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谈了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的想法，孙起孟主席当即支持李崇淮先生就此问题作准备，以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
当李崇淮先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上会议发言后，孙起孟主席又专门主持召开了一次民建中央主席会议，讨论是否还有必要以民建中央名义向中共中央写建议书。当时大部分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少数意见则摆出了三个“可能”：一、中共中央行文处事一贯严谨缜密，它既然没有提到把基本政治制度写入宪法，可能自有它的考虑；二、中共中央已经通过14号文件对基本政治制度予以肯定，我们再提出将其写入宪法，可能有重复确认、多此一举之嫌；三、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案》已经出台，我们即便再建议，可能也不会在这次修宪中被采纳。
然而，深思熟虑的李崇淮先生却认为：这次修宪，争取把基本政治制度写进宪法，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说可能，是因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日趋成熟和稳定；国家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已十分明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14号文件)的颁布，已为基本政治制度写进宪法奠定了可靠而成熟的法制基础。说必要，是因为依照国际惯例，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都必须得到本国根本大法——宪法的确认，否则就会被国际上视作非法。如果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只是被执政党的文件所肯定，而没有被宪法确认，有人就会认为这项制度大概长不了，可能会变。这对我们争取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是极为不利的!如果我们把基本政治制度写进宪法，就是向全世界庄严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同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亲密共事的坚定信念和坦荡胸怀；对国内来讲，则意味着这项制度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要从宪法的高度一律认同、自觉执行。至于我们上书建议后，中共中央会不会采纳，我想这不应是我们考虑的问题，作为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诤友，就应该直抒己见、明示对方才是。
又一番讨论之后，民建中央主席会议达成了共识：以党派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修宪的建议书。
在民建中央的建议书和李崇淮先生的发言中，都建议把基本政治制度写进宪法，李崇淮先生的发言还建议将“依法治国”也写进宪法。后者因当时条件尚不成熟而暂时搁置下来，而前者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993年2月22日，万里委员长在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听了李崇淮委员关于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言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李崇淮这个意见很好，宪法应该增加这个内容，可以把他的发言稿转乔石同志(修改宪法小组组长)阅。经万里、乔石同志亲自过问、交办，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即于1993年3月14日向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的补充建议案》。这个补充建议案共4条，第一条就提出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接着，经过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讨论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后，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上述补充建议案。至此，举世瞩目的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写进宪法完成了全部法律程序，正式载入了我国庄严的宪法。
笔者曾经问过李崇淮先生：何以总能言人所不能言?他感慨地说：“这一方面得益于多年尊崇陈云同志‘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箴言，自我总结出‘不唯老师是从，不唯多数是从，不唯名人是从’的‘三不’治学原则；更重要的是，得益于邓小平同志率领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我们知识分子才敢讲真话，才敢发表有观点的文章啊!”
回顾李崇淮先生92年的人生之路，就是一条中国党外知识分子从忧国忧民到自觉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奋斗之路！
这条路虽然坎坷不平，但却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光明之路，因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党外知识分子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向前走去……
（作者系民建湖北省委原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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