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民主党派中，有一位先生既参与了民盟的建立，也参与了民建的建立。他就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黄炎培先生。
在1905年10月他出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在1941年3月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12月创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第一任主委。他的一生和国民党、共产党、民盟、民建等各个党派结下不解之缘。
查看资料，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黄炎培先生等人经多次商谈，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先生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大约在8月间，黄炎培因个人处境关系辞去了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11月16日，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四人出面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招待会，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名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先生作为民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始终参与民盟的活动，对民盟的成立和发展是尽了心力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8月，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教社”和以胡厥文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教育界高级人士和民族工商业者，筹划建立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性组织。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内宣告成立；其基本政治纲领的核心是民主和建设。民建创立后黄炎培任第一任主委，直至1965年去世，担任民建的党首长达21年之久。
岁月如梭，自中国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如今已经走过75个年头了。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想想黄炎培等民建先辈的事迹以及他们的言论，也是足以值得我们这些民建后人思索的。
黄炎培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便是他在延安访问时与毛泽东主席的“窑洞对”。
据黄炎培先生自著《延安归来》中记载：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黄炎培先生所提出的中国“历史周期率”的论断，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循环论的一种归纳。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无非就是在“治”与“乱”的反复循环中，而且，“乱”远远多于“治”，整个历史实际上是静止不动的，恰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称不上是历史，是因为“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可见，黑格尔说的历史，不只是一种时间延续的概念，而是指作为解释人类活动进程的一门学科。以此观之，中国历史不具备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进步的特征。只不过是时间上的流动罢了，这种野蛮的周期性和重复性并不足以称之为历史发展。
黄炎培先生在1945年的“窑洞对”里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道出了中国历史的循环怪圈。如何破解这个怪圈，他结合在延安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新气象是充满希望的，因此，他希望共产党找到了破解这个怪圈的方法。果然，毛泽东提出了“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们在建国后，在制度建设上，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能够参政议政，广开言路，提倡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等。在“宪法”里明确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而确立了人民主权的主体地位。但是后来发生的十年“文革”动荡，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举宪法，也没有能免受暴力的冲击，这也说明人民对于政府监督的制度安排是需要检讨、完善的。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经过4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属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也更加让人深思：民主法治建设在制度设计上，如何更好地进行建设与完善，让黄炎培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提出的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在我们“新时代”能够得到彻底地解决。
（作者系民建仙桃总支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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