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这是民建中央今年开展的征文活动的主题。笔者在此思考：我民建中央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初心”是什么？其实，我们只要弄清楚了72年前毛泽东主席与我民建的创始人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相关问题，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里，我们试就“窑洞对”的时代背景、历史功绩及其现实意义作一点探讨，以就教于会内同仁。
一、“窑洞对”的时代背景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尾声。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第三阶段（“反攻”），胜利的曙光已经初现。1945年7月初，我会的创始人之一黄炎培先生来到久负盛名的延安考察。黄老亲眼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真是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毛、黄对话，也是“周期率”的来由。她诞生于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之时，诞生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
二、“窑洞对”的历史功绩
黄老先生的窑洞谈话，尤其是“周期率”的提出，让毛泽东主席深深地铭刻在心里，并在以后他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起始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别的不论，就说说这一时期的“从严治党”吧。
正如黄老先生所料，战争结束了，政权建立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始滋生了腐败。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俩在战争年代是“出生入死的英雄”。建国初，刘青山任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任天津地区行署专员。从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俩狠狈为奸，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设款，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公款；他俩勾结奸商，从事倒卖钢材、套购木材并冒充军人倒买倒卖活动，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他俩破坏国家政策，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营利活动；他俩盘剥民工，将国家拨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以坏充好，并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赚取巨额赃款；他俩生活腐化堕落，刘青山还吸毒成瘾，俩人共挥霍公款3.78亿多元（旧币，相当于现在3.78万元）。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合计达171亿6272万元，合现今人民币171.6272万元。案发后，他俩拒不悔改，顽抗到底。张子善为隐瞒罪证，一次就销毁单据300余张。
有人根据建国初期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作过计算：刘、张贪污的公款可以购买小米5000万公斤；可购买香油3000万公斤；可购买猪肉2000万公斤；可购买土布1670万米。这些土布，足可以装备50万人的部队，整整5个兵团。
毛泽东主席震怒了！他耳边再次响起了几年前黄老先生的“周期率”的谈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清醒地意识到，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从严治党”，任刘、张之流发展下去，“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为，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黄先生语），那时就真的“人亡政息”了。于是他“挥泪斩了马谡”，亲自审批处决刘、张二犯。1952年2月10日，刘、张二犯在河北被执行枪毙。从些，这“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起到了“杀鸡吓猴”、“杀一儆百”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虽然自1957年之后，毛泽东主席曾犯过这样和那样的过错，但在他主政的“毛泽东时代”，腐败没有形成气候，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基本是清廉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里面应包含着“窑洞对”的功绩吧！
三、“窑洞对”的现实意义
历史进入了崭新的时期。以习近平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读懂了“周期率”，在“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的进程中“找出了一条新路”。这“一条新路”就是：“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其亡也忽”的危机。早在2013年1月2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主席就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这并非危言耸听。让我们仅以2012年的数据来说话：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举报1306822件（次），初步核实171436件，立案155144件，结案153704件，处分160718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移交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961人。这些违纪违法的人员中，上至“国家级”的“大老虎”，下至街道办事处和最基层的村官“小苍蝇”。与2011年相比，违纪违法数增长10.6%，立案件数增长12.5%，处分人数增长12.5%，移交司法机关人数增长38.4%。直至201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仅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就有53085起，处理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如今，腐败又有了新的趋势，出现了“贪腐‘35岁现象’”。近年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发现，年轻干部贪腐的数量和比例正在迅速增长，职务犯罪年轻化、低龄化的现象日趋明显。“他们多为高学历、高智商人群，普遍思维活跃、敢想敢干，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但他们作案更贪婪、更大胆，贪污、挪用公款动辄上百万元，受贿中主动索贿的也不鲜见。”（引自《文摘周报》）要知道，他们可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啊！若干年后，若是由他们掌管党和国家的政权，我们的党和国家能不灭亡吗？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出台了“跳出周期率”的新的举措——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标本兼治，扎紧了制度的笼子。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践行破解“周期率”的大道上迈出了新的重大的步伐，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两个重要文件（以下简称《准则》、《条例》），这是落实“全面”和“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王歧山书记撰文指出：《准则》是“执政党的道德宣示和行动的高标准”，是“立根固本，树立高尚精神追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努力解决好‘不想腐’的问题”；《条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和党员的行为底线”，“体现党纪严于国法，突出党纪特色，使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党员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是解决“不敢腐”、“不能腐”的问题。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因为这“关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引自《中国纪检监察报》第5872期）。近年来，反腐的力度逐渐加强，从党内到军内、从中央高层到基层党组织，“老虎”和“苍蝇”不断被拍打落马，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2月4日，中央颁布了《八项规定》。习近平主席说：“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篇之作，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破题之举。”（出处同前）王歧山书记也发表署名文章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咬住不放、一抓到底，在坚持和深化中形成习惯。”（引自《人民日报》）
还是王歧山书记说得好：“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强化监督只有进行时。解决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共产党；解决党自身的问题，要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这和72年前“窑洞对”时毛主席找出的“跳出周期率”的“新路”是完全一致的。试想：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的问题”解决了，这“周期率”的历史圈子不是跳出了吗？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民主建国会与中国共产党早年合作的初心，即：衷心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解决自身问题的“新路”，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从严治党，发扬民主，以人民为中心，在这条新的道路上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让我们热烈欢呼，让我们积极参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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