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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写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5周年之际

信息来源:团结报 2013-4-25   发布时间:2013-06-06   浏览次数:7490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由此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

  “五一口号”的发布,成为中国政党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开端,开启了我国协商民主的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概念,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了规划和部署,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更加成熟的认识和把握;把有序参与、平等议事、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和谐发展融为一体,表明中国的协商民主正从国家政治制度层面逐步拓展到社会各领域,必将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产生战略作用和影响。

  协商民主是指协商主体通过自由平等的公共协商参与决策,概念源自西方,但基本原则、主要内涵和实现途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了理论的探索和丰富的实践,被表述为“协商”、“政治协商”、“民主协商”、“协商合作”等。

  中国共产党历来不主张抽象的民主,发起成立时就宣传科学与民主,坚持多数人的人民民主,倡导以协商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议事精神,革命建设过程中围绕国家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充分的民主讨论,听取意见,达成共识。

  中国共产党首先探索并创造性地建立和推行了包括各政党合作协商在内的协商民主。

  1923年,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通过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协助,与中国共产党就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发展和民主建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协商民主的有益尝试。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提出了真知灼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一次次重新审视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1937年2月至9月,国共代表共举行了6次正式谈判,协商历时7个月,最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1937年9月正式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协商民主的思想与实践成果,又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协商民主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协商民主,自生于革命、建设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形成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传统的尊重、对政治经验的总结、对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对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吸取。

  多党合作中的政治协商作为协商民主最初、最主要的形式,既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党协商传统的继承,又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

  主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协商的传统。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深深领会了统一战线策略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也深深领会了协商民主原则在建设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意义。

  革命的统一战线是协商民主在中国早期的主要载体。协商民主遵从平等议事的原则,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独立自主和平等原则。

  毛泽东是中国协商民主理论的发掘者,更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安排的拓荒者。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正式文献中使用民主党派的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思想的雏形。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议的演讲中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系统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要求将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在实践上的典型形式是在陕甘宁边区按“三三制”建立了各级政权组织。

  “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就是使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政党均有参与国事的权利和机会,就是共产党不包办国事,而是与其他阶级、政党共商国事。“三三制”这一民主政治制度,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上添加了协商民主的要素,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最初创设,推动了当时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国民党提出了一条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为抗战胜利后发动大规模内战进行了政治、思想、组织准备。共产党提出了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内战,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

  把抗战和争取民主两者结合进行考虑,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思考国内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为联合民主党派提供了理论基础。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重点对以民主党派为中心的中间势力开展争取,积极促进和帮助爱国民主力量建立组织。

  1943年,在国统区政治、经济、军事全面溃烂的情形下,总结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又联合发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加强协商、有效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积极实践协商民主,在国统区范围内积极推动协商民主。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追寻民主、反对独裁方面找到了共同的交汇点,在艰苦的斗争中做到不离不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毅然抛弃了中间路线,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到逐渐形成政治共识、共同情感取向,并达至共同价值追求,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认为新中国应该是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挑起了更大的武装冲突,人民渴望安定的愿望遭到挫伤,和平民主运动再度高涨。在重重压力面前,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尽力争取下,蒋介石被迫同意按《双十协定》的协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国民党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参加,试图通过和平方式政治协商解决当时中国前途和命运问题的唯一一次会议。

  1946年1月,在政协会议召开前后及期间,各党派之间开展了很多协商活动,并在军事、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等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共识。共产党和民盟等党派在会上凡遇重大问题,总是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结果迫使国民党代表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某些主张。

  毛泽东依靠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组建政权的方针取得了又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政协会议虽最后夭折,但创立了各党派共商国是的组织形式,开启了通过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的民主形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多党合作制”有了一个实践中的影子和纸面上的雏形。

  梁漱溟、黄炎培就表示:“民盟今后将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第三方面今后有任何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事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求同意,以防止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名义,孤立共方,欺骗人民。”

  何香凝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筹备过程中则说:“在当前的有利形势下,只有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这个组织才会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其他各民主党派都纷纷表示要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

  解放战争时期,“三三制”原则在各解放区政权中继续贯彻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

  1947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首次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两个月后,毛泽东强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政治纲领。

  在中国革命行将取得胜利的前夜,美蒋极力把水搅混,暗中培植政坛黑马,企图与中共一搏。1947年10月27日,民盟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团体”,不久被迫发表解散公告。各民主党派领导机关纷纷转入地下或移驻香港。

  在香港,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公开的协商合作。

  随着1948年年初民革的成立、民盟的恢复,中共中央根据最新的形势变化,放弃了关于“中间党派没有了”的判断,认为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要争取的革命同盟军。3月15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了成立中国中央政府和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想法。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有了准确的政治定位。

  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必然与偶然交会的结果。

  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挤在西柏坡低矮的民房里讨论有关部门起草的“五一口号”,准备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

  “五一口号”初稿共24条,毛泽东将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协商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步骤和实现形式的具体描绘。

  5月1日这天,毛泽东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当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进一步促进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转向。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意见都不是简单的口号,更不是一个定论,而是以谦诚的态度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

  “五一口号”发布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已经确立了协商合作关系。“五一口号”的发布,标志着这种协商合作关系进入新的境界。“五一口号”所要构建的正是以协商民主为内涵的新型政党关系。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五一口号”,拥护中国共产党重新举起政治协商的旗帜,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对于团结各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沈钧儒说:“蒋介石召开伪国大,举国唾弃,天怒民怨。而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啊!”

  从政党产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党派顺利地走出了他们的困惑期,最终完全确定了他们的立场,这是中国民主党派一次脱胎换骨的飞跃。各民主党派由于这一正确选择,决定了日后在发展中获得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到1948年秋,各党派主要领导人、爱国工商界领袖、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代表,从全国各地及海外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领导人共商国是。

  这数百位民主人士大多是旗帜性人物,对他们所联系的社会各界人士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把全国各方面的民主力量融会在一起,就使新政协具有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性质,它以雄辩的事实昭告天下:新政协从本质上区别于1946年国民党召集的旧政协,由此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毋庸置疑将获得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领导者,没有自恃政治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共产党作为新政协的发起者,没有搞一党独裁的点缀,没有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与其他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平等协商、共同决策,创建了聚合各方力量、协商建国、共享政权的开国之路。

  先协商后决策是新旧民主的主要区别,中国共产党保存并运用了这份宝贵的政治资源。周恩来说:“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或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和少数。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协商”看成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重要内涵,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充分保障各阶级、各社会力量最广泛团结与联合的新型民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协商民主实践,主要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展开,同时涵盖了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体现了民主的广泛性,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限度实现。

  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主要任务的协商,主要在香港、哈尔滨和李家庄三地同时举行。在香港,主要是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在哈尔滨和李家庄,协商主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以及各民主党派之间进行。1948年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对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参与者、主要任务、时间地点等作了宏观规定。

  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具体参与者的协商,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毛主席、周恩来经常参加讨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黄炎培等参加了这一工作,经过两次筹备会议和八次常委会协商,历时3个多月,最终确定参加单位为45个,最后确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五个方面的代表名额共662人,其中党派代表142人。

  协商制定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各党派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此外,对新政协名称、新中国国名、革命胜利后民主党派前途、国旗、国徽和国歌等问题,各政党都进行了充分协商。

  作为一个政治过程,协商民主尊重各种不同的利益,承认多元社会的多元利益冲突与分歧。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中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强调处理政体内部的事务,坚持与党外人士协商合作,以协商的方式来进行议事决策,从而为协商民主供了良好的条件,促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周恩来说:“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这其实就是新中国协商民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理念。

  召开新政协会议是全国上下的一件政治大事,大量的工作在筹备过程中达成共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亲密合作,融洽协商,充分准备。正是通过新政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揭开了中国国家政治制度史崭新的一页,成为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开端。

  新政协为各党各派各界各阶层提供了过渡时期管理国家的最佳形式,成为新中国民主政治实现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开始轰轰烈烈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行,就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为新中国成立后多党合作的有效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社会力量从“联合革命”到“协商建国”再到“合作治国”,和衷共济,团结奋斗,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主体地位平等;加强了国家法制建设、经济、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协商,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领域广泛深入;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在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在双周座谈会上,在最高国务会上,在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协商座谈会议上,参政议政,协商共事,已经形成惯例,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形式丰富多样。

  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形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追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协商民主思想,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层面向公民社会层面拓展,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发展方向。

  协商民主既是一种民主政治表现形态,也是一种制度和程序,更是一种价值和文化。在我国协商民主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中,平等、参与、协商、公开、多数、理性等协商民主的精髓得到了发扬和传播,一定意义上引领了世界民主发展的潮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具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协商民主需要政治权威来主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最大特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社会差异性比较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在历史中形成的、由人民选择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商民主无论是其组织体系还是程序过程,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协商作为基本的途径,让尽可能多的公众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事务以及群众生活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协商,协调各方利益,以求取得共识。

  ——具有牢固的制度保障。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设计和体制安排,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协商民主的现实政治制度基础。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无疑是我国协商民主的奠基石,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推进器。人民政协在协商中诞生,在协商中发展,是我国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在实施基本治国和执政方略、统合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政治整合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具有科学的运行规范。政治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基本实现形式。政治协商作为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实践中形成了特定的内涵和规定性,具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等方面领导人选的确定,事先都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协商民主始终贯穿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全过程。同时,确立了“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的原则,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协商才能避免成为形式;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加强协商,有利于不断完善决策,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

  ——具有包容的平等精神。在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多领域的民主协商机制已经建立,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阶级阶层、各类政治活动主体的力量,平等协商,求同存异。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同为政治协商的主体,既坚持基本共识又保持各自特色,既团结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多党竞争,党际关系和谐,政治利益一致,法律地位平等。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引导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尊重多数人的共同意愿,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坚持了多数与少数相统一,各种利益诉求和愿望得到充分表达。

  ——具有丰富的实践形式。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提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表明,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要标志的、人民所拥有的选举、投票权利,始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根本的体现。协商民主体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扩大,实现了人民权利的行使和人权的保障。我国的协商民主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制度的保障,选举民主的程序、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等在逐步完善,常常以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方式,融合在国家政治生活、城市公共政策、社会生活等层面的民主政治的现实操作之中。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已经65年了,这期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其真谛没有变,这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实践证明,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没有“五一口号”的实现,没有协商民主的顺畅,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共同构建的政治文明成果。

  “五一口号”的发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奠基石。